汪永清: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 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发布时间:2017-10-18    来源:央视

 2017年9月12日上午9时,“砥砺奋进的五年”系列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场报告会,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作了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 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报告。

  以下是报告全文:

  从新中国法治历程的经验教训看,我们党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中,既收获过重视法治的丰硕成果,也有过忽视法治的曲折经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了沉痛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取得重大成就。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

  从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任务看,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只有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兴衰的镜鉴看,法治在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哪一个不是选择和实行法治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没有解决好法治和人治问题。察古知今,鉴人知己。世界上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镜鉴告诉我们,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阶段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贯穿着科学的辩证思维、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强烈的创新精神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新局、谱新篇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系统、博大精深,体会深刻的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他进一步指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他告诫全党,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确保了法治中国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阔步前行。

  (二)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说,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他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强调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实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强调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亻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法治建设,保证法律始终反映党的主张、体现人民意志,保证法治建设始终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和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

  (三)明确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他进一步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他强调,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思想,对树立宪法权威、弘扬宪法精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有利于增强全社会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意识,把宪法贯彻实施提高到新水平。

  (四)确立共同推进、一体建设的工作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布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他进一步指出,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要求全党增强依法执政意识,坚持用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工作,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求各级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他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布局的重要思想,坚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法治建设各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效,开创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局面。

  (五)明确规范和约東公权力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说,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他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他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他要求,每个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彻底摒弃人治思想、长官意识,带头依法办事,对宪法和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坚持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也不要去干预依法自己不能干预的事情,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进程中,这个轨迹十分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重要思想,揭示了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对于依法厘清公共权力边界,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程序,加强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使任性的权力得以管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我们深刻领会,深入研究如何贯彻到权力的设定和运行中,推动形成职权由法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的权力行使格局。

  (六)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既要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要依据党规党纪管党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他指出,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党规的要求比法律的要求更高。他要求,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规;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把纪律和规矩挺起来、立起来,严格按照纪律和法律的尺度,把执法和执纪贯通起来。这一重要思想,对实现法治的理想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法治重在规范和约束公权力。在我国,行使公权力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党员。把党纪挺在法律前面,等于在法律约束公权力之外,还多一道党纪约束。这更有利于保障公权力正确行使,防止公权力滥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他说,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他强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推动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他要求,立法、执法、司法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中,使法治体现道德理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使德法共治这一中华民族古老的治理智慧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推动迈向良法善治的社会主义法治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之所以能够开辟新局面,最根本的就在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指引。正是在这一重大思想理论成果指引下,全面依法治国进入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法治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实践中全面展开,展现了中国法治大视野大格局;全面依法治国进入协调发展的新阶段,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齐头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法治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更加优化;全面依法治国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法治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党领导法治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自觉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就是要深刻领会其科学内涵、核心要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自觉用以观察、分析解决问题,提高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是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当时代之先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伟大实践在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中再立新功。

  二、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全面依法治国,首先必须提高立法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紧紧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切实做好立改废释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17年6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0件,修改法律101件次,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决定36件,作出法律解释9件;国务院制定修订行政法规43部,以“一揽子”方式修订行政法规125部。

  (一)重点领域立法硕果累累。什么是良法?简单地说,就是反映客观规律、体现人民意志、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按照这个标准来审视这几年的立法,数量可能不是最多的,但一批在法律体系中地位重要、经济社会生活亟需、人民群众企盼的法律相继制定或修改,成为这些年立法工作的鲜明特点。

  民法典编纂迈出关键性步伐。民法是私法领域的基本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事权利的保障书。民法典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法律话语表达,是法律体系皇冠上的明珠。一个国家民法典诞生的时代,往往是该国经济发展、法治昌明、社会生机勃勃的时期。正因为如此,立法者往往把民法典的编纂作为头等大事,视民法典的完成为莫大荣耀。比如,拿破仑临终还念念不忘的,不是他横扫欧陆的赫赫战功,而是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的制定,他自信这部法典将使他名垂青史。编纂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法律人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从1954年到2001年近半个世纪里,我国曾先后4次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重大立法任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随即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作出先制定民法总则、再系统整合民事法律的“两步走”工作部署。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总则,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编纂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民法总则遵循法治规律,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总则中既有民事活动的传统普遍原则,如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这是法治精神最原始、最具生命力的精神元素,也有与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相适应的新原则,如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既有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一般规定,也有为见义勇为者解除后顾之忧的“好人条款”;既有对自然人人格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保护的一般规定,也有保护英烈名誉、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英烈保护”条款;既有传统民法体系的法人制度规定,也有适应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发展的特别法人制度设计,如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居民(村民)委员会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组织以法人资格等。

  民生领域立法实现新突破。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以民为本,是我国立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民生为重点领域的立法步伐不断加快。

  ——针对一个时期食、药不分,以及婴幼儿食品问题频发的状况,修改后的食品安全法对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规定了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如规定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实施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质量控制,对出厂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实施逐批检验等,使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有了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针对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反对环境污染,殷切期盼天蓝、地绿、水清,相继修改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保护法律,其中,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强化环保部门执法责任,加大环境违法处罚力度,解决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问题,舆论称赞这次修改让环保法“长出了牙齿”;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确立崭新的“河长制”,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湖泊污染防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元旦献辞中欣慰地说,每条河都有“河长”了。

  ——针对公民人身权利保护方面的短板,制定实施居住证暂行条例,彻底告别暂住证时代,让2亿非户籍人口在居住地扎根创业;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确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事人遭受或面临家庭暴力,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定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将各种救助措施系统化,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正是这样一批新出台的惠民便民法律法规,呵护着人们的幸福生活,使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安邦定国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国防交通法、国家情报法等法律,在较短时间内构建起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维护我公民和企业在海外权益、保护网络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近年来,立法机关不断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为提高立法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立法体制进一步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按照四中全会提出的具体要求,在完善立法体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这是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重大举措。全国人大出台意见,建立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重要行政法律法规也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有效防止了部门主导立法带来的弊端。截至今年6月,本届全国人大由专门委员会组织起草的法律、决定、解释草案等已有32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保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运用立法手段解决本地特殊问题,规范和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精神,全国人大及时修改立法法,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新赋予地方立法权的273个市(州)中,已有251个市(州)制定并经批准的地方性法规409件。比如,湖北省襄阳市针对襄阳古城墙保护问题,山东省泰安市针对泰山生态保护问题,安徽省阜阳市针对地下水保护问题等,分别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实际效果不错。

  立法工作方式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法机关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方式和途径上进行了新探索,取得了新成效。

  ——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制定《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工作规范》,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和再审的法律草案都及时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本届常委会已有60次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收到意见11万多条。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先后三次向社会公布草案稿征求意见,共收集到意见7万余条;组织数十场专家咨询会,法学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形成了百万字的咨询报告。同时,建立法律出台前评估机制,对即将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邀请有关全国人大代表、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对法律内容可行性、出台时机以及实施后的社会效果等进行综合评估,使立法更加科学周全。

  ——建立和完善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选取上海虹桥、甘肃临洮、江西景德镇、湖北襄阳四个地方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2016年先后就7部法律草案8次组织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一些重要意见得到采纳和吸收。此外,还制定立法项目征集和工作规范,成立专家顾问委员会等,推进立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三)立法与改革协同推进。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法和改革工作的显著特点。

  通过立法落实改革决策。比如,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相关内容,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作出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和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按照五中全会关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要求,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依法对生育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先后通过14个决定,统筹修改法律76件次,对涉及有关行政审批、司法体制改革等部分法律条款作出修改,确保中央改革决策及时落地。

  根据法律授权开展改革试点。对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修改法律条件尚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先后按照法定程序作出17项授权和有关决定,确保有关改革试点在法治框架内依法有序推进,如授权“两高”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等。

  通过修改法律巩固改革成果。对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通过及时修改相关法律,上升为法律规定。比如,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成功后,公益诉讼制度被写进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目前,正在修订法官法、检察官法等,进一步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成果法律化。

  三、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书写新篇章

  政府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各级政府能不能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直接影响依法治国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依法决策、简政放权、严格执法、优化服务,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一)简政放权力度加大。科学确定政府职能,依法设定行政权力,是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这些年来,各级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大幅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截至2017年6月底,国务院各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比例超过40%;彻底废除非行政许可审批;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证事项434项;中央层面核准的投资项目减少90%,外商投资项目95%以上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又比如,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全面施行。各级政府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对行政职权进行清理,提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并予以公布,对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废止,让社会公众清晰地知道政府的权力边界,最大程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31个省区市均已公布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上海、广东等地还推出金融、投资等领域负面清单,让企业、投资者“法无禁止即可为”。上述改革,很大程度上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也为廉政“强了身”,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依法决策机制进一步健全。行政决策是政府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建设法治政府,政府依法决策是源头。

  行政决策程序进一步完善。正当程序是防止权力任性的重要机制。刚性的决策程序,就是约束行政决策权力的制度笼子。四中全会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决策法定程序。目前,已有17个省级政府和23个较大的市政府出台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章,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草案也已上网向社会征求意见。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重大建设项目中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严格遵循决策程序,搭建沟通协商平台,广泛吸纳群众意见,完善利益补偿机制,使决策结果得到群众理解和支持,有效避免了“邻避效应”。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是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重要参谋助手。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同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2016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截至2016年底,各省级政府已普遍设立政府法律顾问,全国共有公职律师1.25万多人,公司律师2700多人。他们参与决策论证,提供法律意见,在促进政府依法决策、依法办事,防范法律风险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实施。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是权力运行的基本法则。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决策终身追究责任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就是要让决策者对其作出的决策终身负责,防止盲目决策、武断决策甚至违法决策。前不久,中央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发出通报,对包括甘肃省3名现任或前任分管副省长在内的几十名负有决策、领导或主管责任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问责。这一决定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重点领域行政执法取得新的成效。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推进严格执法。近年来,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这里仅就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环境保护、食品药品、道路交通领域执法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严格食品药品安全执法。食品药品事关每个人“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容不得半点马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要求,对食用农产品、药品医疗器械网络订餐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进行全流程监管,加强经常性稽查执法,重点整治食品中农药、兽药残留超标和滥用添加剂等突出问题,重拳打击药品医疗器械制假售假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网络订餐乱象。2013年以来,依法查处食品违法案件80万余起、药品和医疗器械违法案件50万余起。

  严格环境保护执法。环境污染危害人民群众健康,洁净空气、碧水蓝天是人民群众的强烈企盼。环境保护部门严格执行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环境污染“零容忍”,依法清理“小散乱污”企业、关停整改排污大户、重罚严重违法行为,2016年全国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3万余件,罚没66亿余元。公安机关连续多年开展“清水蓝天”专项行动,共破获环境污染案件1.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8万人。建立环保督察机制,从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组首次巡视河北,在不到两年时间巡视已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对16个省份的6000余人问责。

  严格道路交通安全执法。道路交通安全涉及千家万户,各类交通违章肇事是威胁民众生命安全的一大“杀手”。近年来,公安机关针对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出问题开展经常性整治,严查酒驾、醉驾,2012年以来共查处酒驾444.3万起、醉驾75.4万起;开展毒驾专项整治,2015年集中注销14万吸毒成瘾未戒除人员驾驶证,遏制毒驾上升趋势。同时,积极推进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基本形成了覆盖高速公路、国省千道的公路交通安全防控网络,建成了交通集成指挥平台、交通管理分析研判平台等交通管理平台,推动交通管理实现科学化、信息化。经过持续整治,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2016年发生一次死亡3人、5人以上事故分别为754起和138起,比2012年分别下降26.2%和43.9%。

  在上述重点领域,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有的问题反映还很强烈,这与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规范、不文明有很大关系。行政执法是政府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打交道最多的领域。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不会与立法、司法机关打交道,但不可能不与行政执法部门打交道。可以说,行政执法就是政府的一面镜子,映照出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折射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我们行政执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增强法治观念,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不断提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我相信,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食品更安全、交通更顺畅、社会更和谐有序的美好愿景一定能够实现。

  (四)政务公开和公共服务进一步优化。政务公开和优化公共服务都是近几十年来世界行政改革浪潮的重要内容,代表着当今政务发展的潮流。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越来越重视政务公开和公共服务工作,把公开透明的要求贯穿于公共服务各个环节,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政务公开全面推进。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传统单向信息发布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政务公开的工作要求。2016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对拓展和深化政务公开作出了具体部署。在政策解读方面,目前,92%的国务院部门、87%的省级政府已经实现政策解读与政策性文件同步推出;在舆情回应方面,40%以上的事故政府首次响应在事故发生二十四小时之内,有效稳定公众情绪、抑制谣言滋生、回应社会关切;在平台建设方面,71个国务院部门和直属机构开通政府网站,国务院客户端正式上线,被称为“你身边的中央人民政府”。

  政府公共服务进一步优化。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存在“门难进、脸难看”办证多、办事难”问题,人民群众反应强烈。对此,各级政府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

  ——简化办事手续环节。工商部门深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压减87%以上,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企业凭“照一码”就可走遍天下。公安机关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证明我妈是我妈”式的奇葩证明,全面清理规范各种证明项目,对依法不应要求群众到派出所开具证明的20种证明事项,坚决予以取消;对应该由派出所出具的9类证明,最大程度简化手续。

  ——推出一批便民利民改革举措。税务部门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出台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中央和省级政府取消、停征和减免收费1100余项,累计为企业减轻负担2万余亿元。公安部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1390余万无户人口的落户问题;实行居民身份证异地办理,累计异地办理身份证近700万张;实行异地补换领和审验驾驶证、跨省异地缴纳交通违章罚款,免去了相对人奔波之苦。

  这些改革措施,降低了经济社会运行的制度成本,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各类市场主体数量比2012年底增加60%以上,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近3年我国营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跃升了18位。

  四、深入推进公正司法,司法质量和公信力稳步提升

  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追求。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司法机关按照中央部署,深入推进公正司法,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公正司法成效日益显现,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明显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人民群众安全感持续增强。安全是人的基本需要,是最大的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政法机关认真履行职责,依法惩治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刑事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社会大局保持总体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2016年,全国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比2012年下降43%,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从2012年的87.55%上升到2016年的91.99%。

  ——依法严厉打击杀人、暴恐等严重刑事犯罪。五年来,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命案4.8万起,其中命案积案3000余起,包括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甘肃白银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妇女案、贵州凯里系列杀人案等十几年二十年未破的命案积案,命案现案破案率连续五年超过95%。2016年,我国每10万人中发生杀人案件0.62起,是世界上杀人案件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去年以来,我国未发生严重暴恐事件。坚决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五年来打掉涉黑组织514个,抓获黑恶犯罪嫌疑人4.1万多名。

  ——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猖獗势头。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愈演愈烈,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受到严重侵害,有的甚至因被诈骗而失去生命。去年山东徐玉玉案发生后,公安机关持续开展专项打击行动,近一年来破获电信诈骗案件14.5万余起,捣毁境内外窝点1900余个,抓获境内犯罪嫌疑人6.8万余名,从境外押回犯罪嫌疑人3100余名。2016年12月,中国和西班牙警方联合行动,抓捕279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包括47名台湾人,涉案金额达1.1亿元。同时,公安部工信部等23个部门和单位建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电信网络有害信息源头阻断系统、异常资金交易风险查控系统,限期推进手机实名制等,从源头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统计显示,2017年1至6月,全国电信诈骗发案数、群众财产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12.3%、30.8%。公安机关还组织开展打击“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近五年间破获各类盗抢骗案件174.1万起,抓获盗抢骗网上逃犯9.2万名,盗抢骗案件在连续多年增长之后开始下降。

  ——破获一批涉众型经济犯罪大要案件。近年来,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高企,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一些涉众型经济犯罪如非法集资等,动辄涉及人员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人,涉案金额高达几十亿、上百亿元,危害极大。2013年以来,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相继组织开展了打击非法集资、地下钱庄证券期货犯罪等系列专项行动,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52.2万起,查办一批有影响的大要案,挽回经济损失2100余亿元。比如,依法查处“e租宝”集资诈骗案。2014年以来,安徽钰诚集团利用“e租宝”网络平台实施非法集资,吸收115万余人资金共计762亿余元。公安机关果断出击,在对犯罪嫌疑人控制抓捕的同时,多方采取措施查封、扣押、冻结、追缴涉案资产开设专门网站对集资参与人进行权益申报登记,待确权后按比例发还,千方百计为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再比如,依法查处徐翔等操纵证券市场案。2015年,徐翔与13家上市公司勾结,操纵证券市场,谋取巨额非法利益,造成股市剧烈波动,普通股民蒙受重大损失。该案是我国第一起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证券市场的新类型犯罪。司法机关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准确界定徐翔等人操纵证券市场犯罪,做好被告人认罪服法工作。

  二是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度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评价标准,归结起来,最主要的就两条看裁决公不公,二看效率高不高。近年来,政法机关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司法公正与效率,收到显著效果。

  ——司法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持续增长,从2012年的1324万件上升到2016年的2306万件,增加近1000万件。面对持续增加的办案压力,全国政法机关认真履责,攻坚克难,实现了结案与收案同步增长,效率与质量同步提升。全国各级法院结案量由2012年的1239万件增长到2016年的1977万件,法院、检察院在人员总编制未增加情况下,人均办案量普遍增长20%以上,结案率上升18%以上。同时,当事人服判息诉率显著提高,2016年,全国法院案件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率达92.4%,二审后服判息诉率超过98%,而作为衡量办案质量重要指标的上诉率、改判发回率则双双明显下降。

  ——执行难问题逐步缓解。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在于执行。如果法院判决得不到有效执行,当事人赢得的只是一纸“司法白条”,将严重损害司法的公信与权威。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加大执行力度,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614.9万件、执结507.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31.6%、33.1%,执结率达82.6%;执行到位金额1.5万亿元,同比上升54%。各级法院建立全国统一的执行办案网络平台和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761万例,限制733万人次购买飞机票,限制276万人次购买列车软卧、高铁一等座以上车票,促使84万名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了义务。

  三是人权司法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原则,人权司法保障则是衡量国家人权保障整体水平的重要标尺。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不断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推动了司法文明进步。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废止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和一致好评。舆论普遍认为,这一重大举措彰显了我们党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是中国人权司法保障的重大进步。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轻罪刑罚适用、社区矫正的广泛实施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社会治安并未出现大的波动,保持了平稳态势。

  ——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冤假错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伤疤。一起冤假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正裁判累积起来的良好形象。万分之一的冤假错案,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和灾难。近年来,司法机关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依法纠正了一批历史上的重大错案,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呼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针对这些冤假错案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中央政法委制定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分别出台具体实施意见,筑牢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堤坝。司法实践中,政法机关牢固树立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理念,严格执行同步录音录像规定,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从源头上防范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现象发生,守住不发生冤假错案的底线。五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54.9万余名,作出不起诉决定10.5万余名;各级法院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法宣告3800余名被告人无罪。

  ——实行特赦。特赦制度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刑罚执行制度。在国家重要历史节点或重大节日,对部分罪犯实行特赦或大赦,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特赦制度。2015年8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作出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等4类符合条件的服刑罪犯实行特赦。经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全国共特赦服刑罪犯31527人,展示了我国开放、民主、文明、法治的大国形象。

  四是司法为民便民和公开透明效果更加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出台实施一批便民利民的改革政策措施,深化司法公开,使人民群众真正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

  ——实行立案登记制破解立案难。过去,人民法院实行的是立案审查制,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法院对诉讼要件进行实质审查后,决定是否受理,门槛较高。从2015年5月1日起,全国法院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立案登记制改革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门槛,使老百姓的基本诉权得到有效保障。各地积极采取网上预约立案、跨域立案等多种方式,尽可能方便老百姓立案。最高人民法院开展跨域立案诉讼服务试点,探索解决异地诉讼难的问题,当事人可就近选择一家法院或法庭办理异地立案、审判、执行等事务,让立案像到银行“通存通兑”样方便。实行立案登记制以来,全国法院一审受案数由2014年的1500余万件增长至2016年的2300余万件,当场登记立案率达到95%,曾经让百姓慨叹多年的立案难,如今已成过去时。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让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法律援助就是为困难群众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2015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力度。目前,全国各级法院诉讼服务大厅都引进了律师援助服务,全国已有2000多个看守所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2013年以来,政府每年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6年达到21.2亿元,全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超过500万件。同时,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对受到侵害但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当事人给予适当经济资助。最近三年,财政共拿出近50亿元司法救助资金,救助27.4万人。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现实社会中,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往往无人过问,形成所谓的“公地悲剧”。公益诉讼是一项破解“公地悲剧”的法律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截至2017年6月30日,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9053件,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12.8万公顷,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面积180余平方公里,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5亿余元,督促违法企业或个人赔偿损失2亿余元,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司法更加公开、透明。法谚说,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开就是一种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参与和监督、让公正看得见的有效方式。近年来,全国政法机关普遍推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和狱务公开,依法公开执法司法依据、过程、结果等,接受社会监督。各级司法机关探索运用互联网新媒体形式实行司法公开,以公开促公正。在薄熙来案庭审中,济南中院通过官方微博对五天庭审情况进行了图文推送,开创了微博公开庭审信息的先例。国外媒体评价,该案通过微博公开,树立了中国司法全新的开放、自信形象。此后,司法微博公开从图文直播发展到快播案、于欢案的视频直播,让司法“可视化”,经得起公众“围观”。截至目前,各级法院通过互联网直播庭审62.5万次,观看量超过20亿次。中国裁判文书网累计公开裁判文书3200万余篇,总访问量突破100亿次,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

  以上情况和数据,生动直观地展现了近年来推进公正司法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效,可以说是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公平正义。为此,全国政法机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其中,投入力量最多、推进力度最大、效果最显著,对提高司法质量和公信力保障和支撑作用最强的,是两个方面工作:

  (一)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导致各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要消除这些深层次原因,就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党中央高度重视司法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48个司法体制改革文件,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来,各级政法机关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党中央确定的绝大多数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为司法公正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过去,我国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中存在一些不符合司法规律的问题。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相同的管理模式,一些优秀法官检察官为了晋升行政职级、提高待遇,往往到非业务部门或离开办案一线做管理工作。司法行政化问题突出,院长、庭长一般不参加案件审理,却作为行政领导审批案件,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权限不清、责任不明。实行司法责任制,就是要确立法官、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实行谁办案、谁负责的责任制,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按照中央部署,从2014年起,全国31个省区市分三批开展试点,2016年下半年在全国全面推开。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根据司法职业特点和履职要求,把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明确不同岗位人员职务晋升通道,实行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及与之配套的工资薪酬制度,使司法工作人员像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行政人员一样,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司法责任制的基础是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以前,许多具有法官、检察官身份的人实际上不办案或办不了案。实行员额制,就是要在具有法官、检察官身份的人员中,把那些优秀的专业人才挑选出来,专门办理案件。根据我国法院、检察院司法办案实际,参考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和地区的做法,我们将法官、检察官员额确定为占政法专项编制的39%以下。各省成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依据遴选条件,把那些专业水平高、办案能力强、办案业绩突出的人员选入员额。截至2017年6月,全国各级法院、检察院顺利完成入额遴选工作,入额人数均比原来法官、检察官人数减少40%左右,但实际办案力量则增加20%以上。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从人类司法发展史来看,发生错案始终是刑事诉讼的最大风险,防范错案始终是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永恒主题。反思近年来我们纠正的历史上冤假错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证据标准规则不统取证行为不规范、证据审查不严格,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没有真正落实,造成开头错、跟着错、错到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明确刑事诉讼各阶段的基本证据标准,并以此规范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做到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有证举在庭上、有理说在庭上,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推进改革过程中,上海、贵州对海量案例进行数据分析,分阶段制定出刑事案件基本证据标准指引,并转化为数据模型,嵌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由办案系统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基础性审查,对不符合证据指引标准要求的案件自动过滤,有效防止有证据缺陷或瑕疵的案件进入下一个办案环节。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意味着所有案件都要进行实质性庭审,必须坚持繁简分流、区别对待。过去,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因程序繁琐、耗时较长,经常出现被告人“关多久就判多久”的问题,甚至出现判的刑期还没有关的时间长的“刑期倒挂”现象,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针对这一问题,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危险驾驶、盗窃等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简化刑事诉讼程序,保障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试点期间,检察院审查起诉周期平均缩短至5日,法院10日内审结的案件占92%,法官人均结案214.9件,当庭宣判率达96%,上诉率仅为2.1%,实现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双提升。在这一试点基础上,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北京等18个城市进一步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的,依法从宽处理。从试点情况看,近40%的案件通过认罪认罚从宽解决,其中85%的案件10日内结案,90%的案件当庭宣判,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达成和解谅解的占49%,在办案效率提高的同时,减少了社会对抗,促进了社会和谐。

  健全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权力干预司法,是长期影响司法公正的顽症。过去,遇到诉讼案件,一些当事人习惯于找门路、拉关系,有的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或人情面子打招呼、批条子,有的甚至让执法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的事,导致出现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2015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相关规定,规定明确,对于领导干部过问案件的,一律记录、全程留痕,并按规定定期向有关部门通报,有违法违纪情形的,一律追究责任,从而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了“红线”。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出台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过问案件规定,在司法机关内部筑起了一道防止干预司法的“防火墙”。这些制度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相呼应,与司法责任制等一系列司法改革措施相配套,对于干预司法的行为起到了十分明显的震慑效果。2015年以来,中央政法委先后分两批通报了12起典型案例。各地普遍反映,现在不能违规过问、插手案件已成为领导干部的共识,“打招呼”、“批条子”的基本没有了,采取暗示方式干预案件处理的也大为减少。这个规定也给司法人员撑了腰,许多司法人员说,他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各种请托,抵御各种干预。

  完善法院检察院组织体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日益增长。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中央及时作出决策部署,对法院、检察院设置格局作出调整完善。201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深圳、沈阳、南京、郑州、重庆、西安设立六个巡回法庭,方便群众诉讼、就近解决纠纷;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为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司法保障;北京、上海在原有铁路运输法院和检察院基础上,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跨区域管辖部分行政诉讼案件及其他重大案件,破解跨地区案件诉讼“主客场”现象;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有效解决涉网纠纷。这些新型司法机构的设立,反映了我国司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群众的鲜明特点。

  (二)加快现代科技深度应用步伐。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到来,为司法改革和政法工作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往倚靠人力很难做或做不好的事,在今天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就可能成为现实。近年来,政法机关抓住机遇,把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司法改革和工作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实践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司法公信力。一般来说,对案件判决的评价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有时候,公与不公、对与不对往往就是一个参照和比较。英美法系实行判例法、遵循遵守先例原则,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指导制度,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办理一个案件时,如果能够把以往足够多的类似案例集中起来,在事实证据认证、法律适用和判决结果方面给法官和当事人提供一个共同的参照系,并给定一个合理的偏离度,这样对法官是个约束,使他不可不合理地偏离以往判决的尺度;对当事人是个提示、教育,让他对法院裁判形成理性预期,从而有利于案件公正解决、当事人服判息诉,提高司法公信力。以往查阅案例要依靠手工操作,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数量有限,参照意义不大。如今,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最高人民法院“法信”系统和各地法院研发的各种案例智能检索系统,可以一键调阅海量类似案例,清晰直观地呈现案件要素和裁判结果,很容易就能实现为法官和当事人提供参照的目的。在我们前面讲到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司法机关运用大数据技术,抓取某一类案件以往的海量案例证据要素进行比对分析,形成不同诉讼阶段证据标准指引的数据模型,嵌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实现对基本证据的自动审查,对于不符合标准指引的案件,系统自动提醒和拦截,阻止进入下一办案环节,从而有效避免案件办理中的人为因素或其他差错,确保了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客观公正。

  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司法效率。快捷、便利是现代信息技术最基本的优势。司法一旦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效率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在这方面,各地都有许多成功的尝试。比如,将越来越多的司法辅助性工作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江苏、浙江等地法院应用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自动区分庭审发言对象及发言内容,实时同步将发言转化为文字,庭审记录完整度达100%,庭审时间缩短30%以上。河北等地法院运用智能识别和提取技术,实现案件信息自动检索、法条案例自动推送、法律文书自动生成,80%的诉讼文书、80%的文书内容可一键生成,使法官从撰写法律文书等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斟酌推敲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再比如,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探索运用远程视频、电子签章等信息技术,开展远程调解、庭审、提讯、换押、送达等工作,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跑腿。苏州市检察院启用电子换押平台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看守所换押所需时间,由原来靠人跑平均要2个半小时,缩短为现在的10分钟。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开发的电子支付令平台,从当事人网上提交支付令申请,到法院网上发出支付令,全部流程从原来的7到15天减少到4个小时。有的法院对部分符合条件的民商事案件实行网上开庭,诉讼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证人等在各自居住地通过网络视频参加庭审,无需亲自前往法院,不仅提高了效率,还减轻了当事人诉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技术优势,坚持通过改革破除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的体制机制障碍,运用现代科技突破束缚司法效能的传统工作瓶颈,司法改革和现代科技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完善,推动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司法规律,坚定不移深化司法改革,敞开胸怀拥抱现代科技,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就能够实现“弯道取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发展之路,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司法文明。

  五、深入推进全民守法,法治社会建设迈出新步伐

  全面依法治国,有赖于全体人民信仰法治、认同法治,否则,法治社会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让人人尊法、守法,是比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更为艰巨、长远的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只要方向正确,一小步也是一大步。党的十八大以来,紧紧扭住法治宣传教育这个基础性工程,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建立健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机制,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呈现新气象。

  (一)全社会宪法意识进一步增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全民守法,首先是遵守宪法,树立宪法权威、弘扬宪法精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是维护宪法权威、推动宪法精神深入人心的重要举措。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将12月4日即现行宪法颁布施行的日子确定为国家宪法日。每年国家宪法日前后,全国各地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宪法宣传,让宪法的条文、原则和精神在全社会落地生根。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上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有97个。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要求各级人大及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通过这种活生生的宪法教育,不仅使宣誓人深受震撼和洗礼,有利于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而且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二)领导干部法治观念不断增强。俗话说,官风正则民风淳。领导干部能不能带头尊法守法、带头依法办事,对普通民众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尊法学法、立规矩守规矩方面率先垂范,中央政治局三次集体学习聚焦法治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带头严格执行八项规定。2016年1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此前,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社部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出,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不少地方建立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要求领导干部年终考核不仅要述职、述廉,而且还要述法。各地建立领导干部旁听法庭审理制度,零距离感受法律的严肃和公正。认真落实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北京第四中级法院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16个区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100%。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各级领导干部尊法守法,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那种一味跟着感觉走、遇事拍脑袋,甚至明目张胆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少,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在提高,都能够依法用权、谨慎用权、为民用权,知道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把对法治的尊崇和敬畏转化为自觉行动,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上、更不是在法治之外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为例,截至2016年12月,在查处的15.53万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案件中,发生在2013年、2014年的占78.2%,发生在2015年的占15.1%,发生在2016年的仅占6.7%。

  (三)全体公民守法用法意识明显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体公民逐步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明显增强。

  运用典型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执法司法活动是把本本上的法转化为生活中的法的过程,是进行全民法治教育的最好课堂。近年来,执法司法机关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推行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把普法教育贯穿执法司法全过程。特别是在一些有重大影响案件的依法处理中,司法机关通过微博直播、新闻报道、法官答疑、专家释法等多种方式,面向社会以案说法,为社会确立是非对错标准,为有关行业、群体明确行为底线。今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山东于欢案二审,通过网络全面公开,普及了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等刑法知识,展示了法律、道德、人伦的相互关系,新浪微博话题参与人数超过8亿人次,使这起重大案件由全民热议的焦点变成一次“全民法治公开课”。司法机关还定期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发挥案例的释法功能。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10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从中提炼出孝敬父母、友善互助、诚信经营等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弘扬公序良俗,引领社会风尚。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向社会公众进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警示教育。

  人民群众遇事找法意识不断增强。过去,对调解不成功、诉讼后不服判的,一些当事人习惯于找政府讨说法、找领导要批示,一些地方和部门也习惯于“花钱买平安”,损害法治权威,埋下治理隐患。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行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导入司法渠道,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依法解决当事人合法诉求,尽可能解开诉求不合理当事人的心结,努力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这项改革实施以来,涉法涉诉类问题在党政信访部门接访总量中的比例逐年递减,与此同时,行政诉讼案件大幅上升,2016年法院审结行政案件32万件,是2012年的12万件2.6倍多,而同期信访总量则下降了22%。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表明,该院多达30%的行政案件被告行政机关实体败诉。这些数字表明,人民群众开始从信“访”不信“法”向“弃访转法”转变,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意识不断增强,而司法则对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给予了正向的回应。

  人民群众获得法律帮助更加便捷。法治社会里,人们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就必须保证老百姓遇事能够找得到法。长期以来,我国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而广大基层群众则面临着请律师难、办公证难、做司法鉴定难等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部署,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司法行政部门通过组织东部地区律师事务所开设分所、派遣法律志愿者等方式,解决了中西部地区174个县无律师问题。目前,各地普遍建立集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人民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方便群众办理法律事务。各级法院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功能,设置立案、调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多个窗口,让前来打官司的群众不用往返奔波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法律帮助。浙江、湖北、广东等地全面实行“一村一社区一律师(法律顾问)”制度,把法律服务延伸到城乡社区居民身边,帮助村(居)委会干部和社区群众解决身边的法律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矛盾问题发生。

  (四)依法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治具有权责明晰、程序公开、预期稳定的优势,容易形成社会最大公约数,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中国建设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明显提高。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如何及时发现、有效应对矛盾风险,从跟在问题后面被动应对到主动预测预警预防,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这方面,我们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优势,大力推进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公共安全网基本框架,做到重大安全风险能防可控。同时,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防止因决策失误或时机不当引发的风险;建立健全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一些地方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从分散的数据中加强对风险治理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实现对各类风险智慧感知、及时预警,主动防范化解互联网金融、寄递物流、网络约租车等新业态风险。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法治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也不是什么矛盾纠纷都要诉诸司法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不断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多种选择。一方面,大力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讼”、“和为贵”等观念,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在我国社会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各地在积极化解婚姻、家庭、邻里等传统民间纠纷的同时,推动在医疗卫生、物业管理、道路交通、金融保险、电子商务等领域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组建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背景的调解员队伍,吸收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和相关领域专家参与调解工作。目前,全国共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4.5万余个,2013年以来共化解行业、专业领域矛盾纠纷547.3万件。另一方面,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各级法院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大力推行诉前调解、和解以及诉中调解,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涌现出许多能调会判的办案能手。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红星,每年审结案件超过800件,案件调解率高达80%以上。因为不少案件在楼道中就被他成功调解,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楼道法官”。据统计,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调解办结各类案件532.1万件。

  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取得新成效。守契约、重承诺、讲诚信,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诚信缺失,是当前困扰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大问题。有关研究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不诚信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要求。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专门文件,多个部门、行业出台具体办法和措施,褒扬和激励诚实守信,约束和惩戒悖德失信。工商等部门在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对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人,实行“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银行与税务部门合作,将银行信用与纳税信用对接,对依法纳税的企业发放优惠信用贷款,无需提供抵押、担保;公安机关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相关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江苏、湖南等地还建立交通违法与个人信用挂钩制度,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深入推进,编织起一张巨大的社会信用网,推动守法诚信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

  回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法治中国建设走过了不平凡历程,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也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理论指导、行动指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制度文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